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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日刊登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幸存者Youk Chang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我15岁时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我正在一片稻米地里捡蘑菇给怀孕的姐姐吃。那时正值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一切财产归革命”——也就是说,即使是从地上捡东西也要经过国家允许,否则就是犯罪。
那些人当着一百多个村民的面,一连几个小时地折磨我。我没哭,因为他们告诉我不许哭。之后,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在狱中的几个月里,我向监狱长编造了数不清的谎,求他放我出去。最后,一位老囚站出来替我向他求情。
这一次,出乎我的意料,监狱长竟然答应让我出狱。然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将我释放并非全无代价——一命抵一命,他们杀了那位替我求情的老囚。
我的经历不仅仅是红色高棉统治下百万柬埔寨人民惨遭凌虐、迫害的缩影,它更可以反映出现在的人们不懈追求社会正义的努力与呼声。
等到特别法庭在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第二轮审判并做出最终判决时,没有人会是赢家,也没什么值得庆贺的。但此举的确将标志柬埔寨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人权、和平和法制的不懈追求,这样的胜利值得引起我们对历史的沉重反思。
多年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以对此类大规模暴行做出应有的回应,并对有关人员进行惩治。然而,如今再多的审判也没有办法挽回被残害致死的生命,没办法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无论什么补救措施都无法消除遗留在幸存者心底的哀痛与伤悲——那些恐怖的记忆,就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们,直到今天。
距离红色高棉政权倒台已经35年了,然而那段可怕的历史所留下的阴影,在当代柬埔寨社会依然随处可见。从肉眼可见的伤疤到肢体上的伤残,从精神上的创伤到心理上的遗毒,红色高棉的恐怖记忆就像寄生在了这些幸存者身上,在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各种社会组织里蔓延开来。
据多份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1975到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的这四年里,有超过一百万人因死刑、疾病、饥饿和过度劳累失去性命。
正如很多家庭一样,我的母亲、聋人姐姐还有我自己,都经历了红色高棉政权的迫害。我的母亲失去了三个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女儿还有多个孙辈儿女。一直到今天,我们整个家族里还有将近60人下落不明。
几十年来,社会依旧分化严重。现在,每当人们回忆起那段苦难时光,即便内中或有少许温馨情境,心情也必定会十分沉重。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狱中老囚舍身救我的伟大与善良。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几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四处找寻他的家人,希望有机会能够对他当年的恩情和勇敢表达我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绝对的公正似乎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也只能是所有人努力要求一场姗姗来迟的公正审判了。
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暴行、种族屠杀和其他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横行于天下,国际社会却无能为力。
虽然对于罪行的惩处值得赞许和尊重,然而,更重要的任务应是避免悲剧的重演。
“防患于未然”是我们在争取社会正义过程中的重要口号,而对抗罪恶的前提即是指出罪恶的勇气。我们一定要敢于在非人道主义行为出现苗头时勇敢发声,在暴行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而非仅仅对其所造成的难以处理的后果进行惩处。
不论是何形势,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坚持正义。因为,今日救下百万生命的意义,远胜于明日对几个罪犯的裁决。
此次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裁决于我、于所有柬埔寨人民而言,都意义非凡,因为这在某一些程度上意味着对那段历史的一种完结——尽管这完结与当年的惨痛相比不足为道,也来得太迟,太迟。
倘若国际社会能够像当年狱中的那位善良的老囚一样,面对穷凶极恶有他那样的勇气和决心,我们的世界也就根本不会需要这些迟到的审判。
注:本文作者Youk Chang是柬埔寨文案资料中心的执行主任和总部设于金边的Sleuth Rith学院的创办者,也是当年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前,他接受耶鲁大学柬埔寨种族屠杀研究项目任命,开展有关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的相关调查研究、学术培训和文案整理。以上观点全部为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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